记忆是一幅壁画，庞大、鲜活、丰富却饱受时间的蚀损。而当你打开摄影师帕特里克·扎克曼（Patrick Zachmann）在玛格南图片社（Magnum Photos）的官方页面，看到的第一句话却是：“我之所以成为一名摄影师，是因为我没有过回忆。摄影使我可以重建我从未有过的家庭影集，丢失的影像成为了我探索的动力”。正是如此，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接触摄影以来，帕特里克·扎克曼始终游走在意识的模糊边缘与真实生动的生活原貌之间，不断审视着对“身份”的认知。
No.1 发现，然后才是作品
1982至1984年间，扎克曼随反黑手党小队拍摄了一组关于意大利那不勒斯黑手党的专题，这次的拍摄报道被扎克曼看作是寻找自己与拍摄对象之间极限的过程，同样也是扎克曼对作为“摄影师”这一身份的一次重新认知。拍摄者以怎样的视角介入现场，不仅包含其对事件本身的态度，也取决于其与拍摄对象之间的“距离”。
照片中的女人们显然处在某种惊恐、无助与哀伤之中，她们的丈夫与儿子因贩毒刚刚被警察逮捕，但在画面右侧，一只男人的手破入画面，这在罗兰·巴特所说的照片意趣(Studium)之外，如“刺点(Punctum)”般闯入观者的视野，与左边的妇女之手恰好构成了一个趋向交汇的视觉中心点，这个瞬间已然渲染出情感交织的顶点，只留下一个悬念给观者：这是来自一个抚慰者的手，还是一只再次伸向她们的暴力之手呢？
扎克曼逐渐发现，只有走到这些边缘人中间，聆听他们的想法，为他们拍摄照片，这才是平等对话的第一步。尽管戴安·阿勃丝认为，不管她如何温柔地对待模特，“拍摄”这个行为本身已然构成了一种侵犯。因此，扎克曼也建立了一套自己的道德规范，知道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会按下快门，什么情况不会，那不勒斯就是他学习的场域。
No.2 追问身份：一个犹太人对记忆的寻找
我们试图从某处凝望一张相似的面孔、一间熟悉屋子、一段似曾相识的风景，但当我们从此处移开脚步，也许会发现，在另外的某个地方，也有一双眼睛自人群中凝望着我们，奇异、真切、坦率而又平静，这些瞬间看似偶然，却将残存如初的记忆串联成巨大的归属感本身。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扎克曼对自己的家族一无所知，由于犹太身份的祖父在二战时死于纳粹集中营，直到30岁时，扎克曼才第一次见到祖父母的照片。这种对身份记忆的缺失，促使扎克曼从1979到1986年，花了7年时间试图去弄清自己的犹太血统问题。
在他看来，“身份”是和记忆有关的，我们很难带着缺失的记忆去构建“身份”。尽管遥远的过去无从追忆，但在前景与背景之间这层朦胧的中间地带，真实的事物正在活动着，在法国出生长大的扎克曼，始终认为自己更倾向是一个犹太人，他也正在用一生的时间找回遗失的记忆。
No.3 生活不是简单的黑白——寻找“中国的身份”
扎克曼与中国的结缘，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的法国同学向他介绍了一系列1930年代的上海电影，那些生动的黑白画面深深地印在了扎克曼心里。直到1982年深入中国，并开始大规模拍摄中国至今，他对中国的观察记录已超过30余年。
“来到这里，发现跟我在以前的影像和电影中看到的那个黑白的中国很不同……我活在1980年代，没办法去拍1930年代的中国电影了。”扎克曼半开玩笑地说。而与其他摄影师不同的是，扎克曼对“中国身份”的认知，从一开始就打破了国家、民族的界限，他于1986年开始在巴黎的华人区开始拍摄，并用了10年时间完成了“全球华人”这个专题，在影集《在长鼻子眼中》，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各地的华人移民，这种把“中国人”当作普遍意义上的整体的观察与研究，始终是扎克曼坚持的创作方式。
如今，对中国有了更加深入了解的扎克曼，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国家翻天覆地的锐变，“现在这里在发生什么，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变化。我觉得这儿的人们有一种失落，失落来自情感上的困惑，思想上的困惑，以及视觉上的困惑。关于中国的‘身份’。就是说，中国对于当今世界来说，到底是个怎样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在急速发展和转型的背景下，这个国家如何构建自己的‘身份’？”这是扎克曼一直以来的思考。
翻阅扎克曼近些年的拍摄主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中国的夜晚，他甚至说：“我的彩色摄影是从中国的夜晚开始的！”曾经的中国夜晚一团漆黑，令人乏味，而忽然之间，霓虹灯遍布了每一座城市，商店、酒吧、饭店和剧院，夜晚变得五彩缤纷。我们何不通过扎克曼的镜头，去找寻那个来自黑白世界的单纯简单或是彩色照片中真实生动的“中国”呢？
